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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秘史之伪奏稿引发的血案

编辑:读日志 时间:2015-09-23
  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0年前后,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该奏稿将矛头直指当朝天子乾隆皇帝,历数其罪恶,遍劾满朝权贵。奏稿上还伪造了乾隆的御批,几可乱真。伪奏稿当时传抄甚广,几乎是遍播全国。一时间弄得举国震荡,朝野哗然。乾隆为正“大清国体统颜面”,更是大怒之下亲自督查严办。由此也引发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惊天血案。
孙嘉淦
  孙嘉淦何许人也?奏稿为什么假借他的名义?这都是因为孙嘉淦以敢于大胆直言而闻名于世。雍正登基之初,在翰林院供职的孙嘉淦便上书劝诫雍正三件事:“亲骨肉、停捐纳、罢西兵”。雍正赞曰:“朕也服其胆”。雍正为登皇位残杀骨肉兄弟众人皆知,孙嘉淦上这样的奏章,直击雍正的痛处,当真是吃了豹子胆,赶上雍正刚刚即位,急于树立威信,算是歪打正着,否则准得吃不了兜着走。等到乾隆继位后,他又上了篇被后世喻为绝代谏论的《三习一弊疏》,希望乾隆“予除三习,永杜一弊”,说白了就是叫皇上好自为之不要自以为是。笔锋之犀利读来令人直冒冷汗,所幸乾隆也是开明之君,看完后不怒反喜,还升了孙嘉淦的官,也真够悬的。孙嘉淦两谏成名,一生中当过兵部、吏部、刑部、工部“四部尚书”,还当过直隶、湖广两任总督。这么看来当时这篇奏稿假借孙嘉淦之名也就可以理解了,无非是增加它的可信度。
 
  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地方官发现,总督硕色闻知后立刻密报乾隆皇帝,说是由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到贵州的,内容“明系狂倍之徒凭空捏造,大干法纪”,还“假托廷臣名目,甚至捏造朱批,胆肆讪谤”,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给乾隆。伪奏稿中除数落乾隆“巡幸无度”外,还为当时因“贻误军机”之罪而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鸣冤,说“以张广泗为有功”。乾隆大怒,当即严旨追查,为了防止此事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,先命步兵统帅舒赫德及各省督抚“密加缉访”,悄悄地进行。
 
  可这一追查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简单,这份伪奏稿传播之广、传抄人数之多大大出乎乾隆的意料,全国18个省份甚至西南边陲土司之处都有传抄,涉及人员更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,有官员、商人、乡绅、僧人、举人监生,甚至还有八旗子弟,稽查三个月,仅四川一地就捕获传抄人员280人。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像雪片一样,飞送京城。乾隆皇帝叹道:“此等逆恶之词,蔓延各省,甚竟传入土司内,其流传之广,一至于此。”这么大的影响面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。
 
  而案件的审理也是困难重重,不得要领。被缉获的涉嫌者不是互相指责,就是把责任推到已故之人身上加以搪塞,有的在严刑拷打之下认罪而后又翻供,还有的因私仇结怨趁机互相诬陷,使整个案件审理变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。
 
  乾隆多次让军机处召开案情分析会,并要求各级官员把查办此案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,主要精力必须用在办案上,对稽查不利的官员严加处分,可以说是下了死命令,乾隆为此案所发的上谕光是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多字,一年之内,降级或革职的督抚级大员就有十几名,乾隆是真的急眼了。
 
  在这种情况下,秘密查访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,于是干脆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。但尽管搞得全国鸡飞狗跳,案子仍旧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 
  可这事老这么拖着影响更不好,民间自是闹得沸沸扬扬,就连朝中大臣也以此案株连甚多容易引起恐慌为由,上书乾隆要求停查。最后乾隆不得不给自己找个台阶,在他的授意下,军机大臣将传抄伪奏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——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定为炮制伪奏稿的主犯,“押赴市曹凌迟处死”,做了替罪羊。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,一律治罪,对审理不力的官员交刑部严议。伪奏稿案草草收场。这场清查案件搞得可谓轰轰烈烈,不但劳民伤财,还搞得人心惶惶,就连被奏稿假名的一向以“胆大”著称的孙嘉淦,也因怕牵扯上自己,惊惧过度而死。
 
  但事情远未结束,伪奏稿案令乾隆惶恐不安,他感到有一股社会势力在与他对抗,加之当时固有的满汉矛盾,使他更是如芒在背,如鲠在喉,简直成了一块心病。他认为此案“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”、“禁挟仇诬告诗文”等仁慈宽厚政策造成的。为了进一步巩固王权加强专制,乾隆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铁血政策,开始残酷地打击异己。一方面他继续深入核查伪奏稿的主谋案犯,一方面以清查“悖逆”著作为由,大兴“文字狱”。于是文字狱在全国恣意蔓延,达到了历朝历代的顶峰。据不完全统计,伪奏稿案之后全国共查办一百三十多起文字案,其中四十七起的案犯被处以凌迟极刑,死后戮尸,诛灭九族。人们谈“文”色变,当时的惨烈和惶恐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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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大清秘史,乾隆,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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